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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国:历史告诉未来(二):抗日战争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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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7 18: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朝末年,中国的大地上风起云涌,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然而,能够撼动末代王朝根基的并不是为了民祉民生的那些进步思想者,而是在外国势力扶植下的各种反清武装。八国联军掠夺过后的后遗症如长在这块土地上的顽疾一样,溃烂和感染着每一寸河山。“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实现所谓的《三民主义》,反而被军阀袁世凯取代并为中国再遭刀兵的劫难埋下了伏笔。在接下来的军阀混战中,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应运而生,古老的中国也只有它的到来,才真正揭开了这个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历史新篇章!

抗日战争的序幕:日本武力占领山东半岛

191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寅年(虎年),民国三年。该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14年末,西欧大部分国家被卷入到一战当中。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9月2日,日军第十八师团2000余人在山东黄县龙口登陆,次日,又有日军3000人登陆。10日,日军侵占平度,并张贴布告,对中国人宣示斩律5条:一、妨碍日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切断电源或倾损者处斩;三、拘送或指明告密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有一人妨碍日军行动者,该村人民尽处斩刑。公然把中国人视为被征服者。北洋政府外交部仅仅为此向日本提出抗议。17日,日军占据胶州火车站,将中国警察驱逐。26日,占领潍县车站。北洋政府外交部又一次象征性的提出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退,“以重信睦”。日本公使竟说胶济路是德国产业,日本有权占领,与中国无关,并要中国军队撤离,否则发生冲突,日本将认为中国协助德国。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敢于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那么1914年日军占领山东跟当年日本武力夺取琉球有着同样的战略目的,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都少年,但是阴谋却如出一辙,然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军阀们忙于混战,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结果只能坐视国土沦陷。

1915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平定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要修改大总统选举法。日本政府见机不可失,于是大隈重信内阁议定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鉴于全体中国人民激烈的反对,最后,袁世凯北洋政府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主权的《民四条约》,这无疑又一次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坐实了心里和战略部署的基础,而若干年后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1931年的9.18事变中再一次重演了这一幕历史悲剧,没放一枪拱手让出了东北三省,要知道、整个的东北三省自然资源富足、地盘可比山东要大得多,但是为什么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和张学良屡次都犯了同一个历史性的战略错误呢?答案只有一个、是私利、私心在作怪,以至于使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被抛弃!
张学良(汉卿)在放弃东北最后一道屏障锦州的时候,有一番今天听来依然困惑的表述,他说“如果是玉碎就死守锦州,如果是瓦碎就放弃锦州”,因为瓦碎没有意义。他这里的玉碎和瓦碎所指的是“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也就是说如果全国都抗战他才能保卫这东北最后的重镇,否则、先撤退到关内在谋划下一步,毫无疑问,在9.18之后到撤出锦州城的这段时间里,张汉卿连最起码的对日战略方针和底线都没有,连“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古训都忘得一干二净,为了保住几十万军队作为处事的砝码他是一退再退,竟然连老家都不要了,连同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清一色的德式装备全都留给了日本人,本来装备精良的五十万东北军完全可以跟日军一决高下的,可良机坐失,想想这位少帅也实在是辜负了东三省父老们的殷切希望了……!
再说蒋介石,抗战期间最臭名昭著的言行就是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了,或许是跟共产党人打出了旧恨新仇、或许是内心对共产党人一心为劳苦大众闹革命的精神有一种无名的惧怕感,反正《蒋中正》这位国民党的军事委员长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剿共”,也许很多人不解,国民党对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卑躬屈膝?如此怯懦???答案很简单,当年、《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大本营就在日本,二次革命失败后是日本人帮助他才重新杀回中国,以至于当年的国民党要人中,很多人都受过日本人的教化和恩惠,已经习惯了把日本人当作主子了,这其中就包括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们,说白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这群靠黑吃黑上台的民族败类们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治国之道》和“兴衰安邦之法”,“不以依夷为耻、反以夷师为荣”,在强夷面、前犬犊心态已是毕露无余,他们那里知道,日本人当年帮助“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并不是没有长远的战略目的的,他们为的就是祸乱中国好乱中取利,为的就是能像今天这样实现独霸中国和称霸亚洲的野心!而满清慈禧太后统治集团懦弱昏庸的所作所为、为日本人提供了绝佳的实施计划的时机,正所谓“前因已定果报自来”,国民党这个在政治上本来就没有远见的小团伙到了以蒋介为首的腐朽没落的旧地主、资本家统治集团手中时,正因为它的始祖就与日本人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的国民党政府在思想中没有从内心把日本侵略者当成真正的敌人,在混沌不清、剪不断理还乱情绪中,任由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对中国不利,而且越来越危险。

当真正残酷的战争开始后,由于整个国民党上层对侵略者又产生了深深的惧怕心里,本来就喜欢苟且偷安、只擅长窝里斗国民党高级将领们,竟毫无中华男儿撼天动地的血性和凌云的壮志,而中下级爱国将领们又位卑言轻,最终、在一次次没有明确战略目的的所谓保卫战战役中,只能用无数士兵的鲜血为无耻的统治者能苟且残喘而铺砌可悲的白骨过山梯。这其中,致命的内伤在于一大批在日本士官学校受训归国的国民党军官在指挥着精神混乱的国军,面对凶残的日军,其心理上巨大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不想战是因为不敢战,不敢战的原因是心理上已经没有了必胜的勇气和精神,就这样《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让日本人在侵华战争的开端就得以实现,是想、国军焉能不败?
据不完全统计,自1898年满清第一批留日士官生赴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四十余年时间,计有二十九期、一千六百余人在日本士官学校受训。纵观当时国军战斗序列的高级将领中,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的人几乎正是能够左右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日战略方针走向的人,如(张孝准,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等等……。
这些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驯服的军人哪里还有应有的勇气、骨气和民族气节可言,
何应钦是出名的亲日派,仅次于汪精卫。阎锡山是著名的滑头,从来没有真心抗过日。而汤恩伯则是欺师灭祖唯利是图的小人,所以,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充斥和弥漫着的是一种毫无战斗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萎靡气息。
蒋介石更是个地地道道独裁的机会主义者,他把拉帮结派剿除异己当做首务,只有做山大王思想的他完全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他可以一退再退,但对共产党人他却调集最精锐的东北军全力围剿,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据史料记载:是直罗镇战役改变了张学良,并成为中华民族抗日历史的转折点,他的历史作用是直接导致爆发了《西安事变》,从而使中华民族结成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最后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张学良按蒋介石命令,亲率东北军剿共并坐镇西安,其先头主力部队第六十七军军部于9月进至洛川,第一○七师(师长刘翰东)驻洛川。第一一○师(师长何立中)和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已进至延安(当时称肤施)。第一二九师的第六八五团驻甘泉。
中共中央红军第红十五军团领导决定派一支部队围攻甘泉,诱延安之敌回援甘泉,从而进行“围城打援”。
10月1日上午,第一一○师师长何立中由延安南下,增援甘泉,被红十五军团全歼了第一一○师师直全部、第六二八团全部和第六二九团一个营。何立中身受重伤后于10月7日因伤重而毙命。
10月5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杨森率部在富县城西又歼灭了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的一个营。
10月20日,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六二○团的一个营在团长高福源的率领下,由富县县城进驻富县以北的榆林桥。
中央红军第红十五军团于10月25日拂晓,向榆林桥发起猛攻。当天下午,守敌全部被歼,并俘敌1800余人。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也被俘。
10月28日,东北军董英斌部开始向东推进。11月1日占领陕甘交界处的太白镇。第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11月6日进驻富县县城。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明确指示说“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
11月20日,牛元峰率一○九师进占直罗镇。当天晚上,红一方面军将直罗镇包围。
11月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向直罗镇发起进攻。战至下午2时,歼其大部。牛元峰带领残部退守直罗镇以东的寨子山。
东北军董英斌和王以哲听到第一○九师被围的消息,急令第五十七军的一一一师、一○六师向东推进,令第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向西推进以解第一○九师之围。
红一方面军遂以少部兵力围困寨子山第一○九师残部,主力部队迎击第五十七军的两个师。在张家湾歼灭东北军第一○六师的六一七团。
困守寨子山的牛元峰于11月23日晚突围,红十五军团乘胜追击。牛元峰在逃跑途中被其副官击毙。其余残敌均被歼灭。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九师全部及第一○六师一个团,俘敌5300余名,毙伤敌1000余名,缴获枪支3500多枝,缴获轻机枪179挺和迫击炮8门,并缴获子弹22万余发和电台2部及大量军用物资。
直罗镇战役后蒋介石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严厉的训斥。

上述一连串惨痛的败绩可以说是东北军从未有过的战绩,雪上加霜的是、由于“蒋介石”严厉的训斥和不给补充兵员反而撤销了被红军歼灭的第109、第110两个师的番号,这极大地刺痛了因九一八事变而身背千古骂名又背井离乡的“张学良”,“蒋介石”一贯喜欢借刀杀人,此次又变相消番,把东北军精锐的五十万人马折腾的不足二十万了,可这次“蒋介石”搬起的石头却实实在在的砸在了自己的脚上,猛省的“张学良”以《西安事变》回报了蒋介石的落井下石,终于为民族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壮举!
“手足相残,煮豆燃萁”是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复的历史怪象,每到此时,都预示着这种失道的王朝离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国民党“蒋介石”也一样,在国难当头之际,在全民族面临生死的关头,他依然在手足相残,煮豆燃萁,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从九一八开始至国民党军队如潮的溃退的时期,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深入到了敌后,在白山黑水间、在伪满洲国(东北三省)在所有侵略者的占领区,在一片片充满杀戮的废墟上,依靠与人民群众紧密的联系建立起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为中华民族最后赢得这场伟大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力、思想和精神物质的基础。

历史、注定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人的行为就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和代表少数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人在本质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也就决定了谁能最终主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永恒的真理,道、即是“民之所需、之所向、之所求”!!!

【注:本系列文章系汉君智库独家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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